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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明月的博客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天生我材必有用,有理无利也有节。

 
 
 

日志

 
 

惯性思维 国民性 创造力  

2014-11-16 18:32:14|  分类: 杂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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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三分明月
        
        每年处暑节气过后,郊区的集市上便会有捉蝈蝈的山里人架了数笼的蝈蝈叫卖。铁头将军,翠将军,乍起半截透明的翅鞘,竖起长长的须子,鼓了肚皮卖力的鸣叫。或此起彼伏,或对头当歌。
        于一个热爱生活,对什么东西都持有一颗好奇心的人。每年我都会买上几只。一来二去,与卖蝈蝈的混的熟了,有时也会额外送几个竹篾编制的精巧小笼子。笼子约有三个火柴盒大小,周身布满了六角形的眼,精致而不失美观,小巧而不失实用。赞叹巧匠的手艺同时,不免为养在里面的蝈蝈担心,这么小的活动空间,恐怕要比关禁闭的人还要难过。回到家,便把它们轮个请出来放风。起初害怕它们逃跑,把阳台的门窗全都关严了,地漏的小孔也被我细心地堵了起来。但时间长了,发现担心是多余的。获得自由的它们却显得有点不知所措,不是趴在盆景榕树的叶子上发呆,就是爬到墙角的一隅一动不动。听卖蝈蝈的说捉蝈蝈是一件很费心劳神的事,不仅要会听声辩位,还要眼疾手快,一有风吹草动,这些会唱歌的精灵就会遁声跳走,隐在草丛里,要想再找到它就难了。可这么警觉有灵性的东西,为什么关一段时间就会变傻呢?这就是惯性思维。
        国外,有人将一群跳蚤关在透明的广口瓶里,瓶口覆以透明的玻璃。起初跳蚤拼命地跳,逃脱瓶子的束缚,但每次都以碰在玻璃盖板上而告终。第二天,盖在瓶口的玻璃板移走后,跳蚤仍是不停的跳,但跳的高度却永远在瓶口以下了。这也是思维惯性的作用。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前,埃及军队连续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和演习。以色列依靠美国的“大鸟”卫星对埃军的调动一清二楚。10月6日,当埃及军队第23次军事调动大规模向苏伊士运河方向集结时,以色列军事领导人由于已经有了前22次都是军事演习的思维定势,对这次调动未做任何准备,甚至还让官兵放假去过犹太人的“赎罪日”。结果,埃及军队突然向以发起进攻,一举突破了以色列耗资2亿多美元建立的“巴列夫”防线。取得了震惊世界的辉煌战果。可见,一向以聪明著称于世的犹太人也无法摆脱固有思维惯性的束缚。
        思维的惯性其实就是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而形成的习惯。它积极的一面在于通过对环境的适应,趋利避害让生物获得了生存,繁衍,进化。但也有消极的一面,就比如那群跳蚤和放出笼子的蝈蝈。明明物理性的障碍已经不存在,但思想的牢笼却将它牢牢地箍在那个根本看不见的空间。且这样的思维定势与被禁锢的时间成正比。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再到今天的社会形态。我们始终处于一个高度集权,唯权是瞻,严重缺乏自我认知的环境中。人们大部分时间关注的是权利所有者的意愿,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普通人的生死存亡。这样的环境下造就的是大部分的顺民和小部分的刁民。
        显而易见,做顺民有很多的好处:可以升官。升官意味着做权利的爪牙和附庸。作为回报,权利集中者也会馈以锦衣玉食,扬名立传的机会。名利双收,自然人人向往,直到现在这样的思维习惯还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公务员热就是很好的证明;即便不能做权利的附庸分享利益,做一个对权利掌控者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的顺从者至少遭权利迫害做政治牺牲品的机会会大大降低。
        相对于顺民的小众“刁民”。这些人对权利所造成的社会黑暗面最敏感,且不屑为权利所有者同流合污。他们更像侠义之士。但侠义之士往往被机会主义者用做工具。中国历史上朝代的变更大部分都是侠义之士点燃的农民起义导火索,但最终获利的却是机会主义者。它利用花言巧语对起义者或承以重诺或以利相诱,待推翻现有的权力架构后,机会主义者便现出本来面目,消灭同类,剪除异己,巩固自己的权利王国。这类人在我们的历史上比比皆是,几乎每个开国帝王都是如此。
        那些既没有为官专权上升通道又没有机会主义者的头脑也不具备“刁民”那样的敏感思维的就是占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他们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生存繁衍。他们的思想则完全进化为唯权利所有者马首是瞻。为了获得更大的生存机会,他们迫于压力口是心非,唯权是从。在政权相对稳固的时候,机会主义者是这一思想的引领者和代表。无可奈何的侠义之士要么隐身噤声要么圆滑地化为心口不一的中庸者。这样的思维架构经过长达几千年的演绎,遗传,固化,便形成了当今中国的国民性。这种劣根性的东西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在长期集权专制压迫下的被动产物。
        有人用“奴性”来形容当下的国民性格。词义为贬,且充满了讽刺,却实为入木三分的刻画。在奴隶社会,我们是奴隶主的奴才;在封建社会我们是皇帝的奴才;到了近代,我们是国家的奴才。从第一个国家政权夏的建立到近代不断变化的社会形态。我们始终无法摆脱国家高于个人的惯性思维。从皇权到独立执政党,我们总是在谈爱国,忠于国家,顺从国家,保卫国家。话题中却唯独少了组成这个所谓“国家”的个体。国家是什么?国家只是一种地理概念而已。但从第一个国家建立它便被强制灌进了权利所有者的意志。一直以来,我们以我们朝代危急存亡时勇于反抗,丹血献身的英雄而骄傲,激动的热血慢慢凉却之后,脑袋却往往会困惑,因为费尽力气,绞尽脑汁,抛却头颅,撒以热血的不过是权利所有者为维持统治权而充当的炮灰而已。这一切,与国家无关,与权利掌控者的命运却息息相关。因此直到现在,我们谈到朝代末期垂死挣扎的所谓“爱国人士”也不过是奴性的高级表现形式——“愚忠”的具体体现罢了。
        奴性十足的国民性所造就的是敷衍趋势,权谋精深,厚黑无耻的人际关系高手。但在以思维逻辑,科学技术的创新为基础的制造业里,这样的国民性只会耗尽人思维中创造力的营养,而最终将其边缘化,成为创造力的杀手。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现在的国际社会里鲜有领先理念,技术,产品的重要原因。在可见的未来,伴随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的经济竞争力优势将逐步丧失。而创造力产生的土壤——个体的开放,质疑批判思维能力却被权利所有者牢牢禁锢。(保守的无条件顺从是保持高度集权统治的核心,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古有“一团和气”现有“和谐社会”的政治口号)低位徘徊的经济势必导致一系列深埋的社会矛盾集中爆发,中国的经济社会及政治结构将产生深刻变革,国家也会因此进入另一个新的阶段。
        几千年的集权统治所形成的惯性思维决定了“奴性十足”的国民性在短时间内很难根除,只要这样的国民性不改变,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也就无法从根本上灭绝。值得欣慰的是,国民性是有底线的,在古代是生存的最低限——吃饱饭。但到了现代,它包含了更多内容,如个体的权力,个体与个体的平等,个体与执政者的平等。历史无数次证明,底线是维持社会平衡的最低要求,破坏了它,将意味着抗议,变革,及最后的手段——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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